让政治写作性感起来
我们是谁与身份认同
2005年威尼斯电影节的开幕与闭幕影片，都是中国电影。从徐克的《七剑》到陈可辛的《如果•爱》，从古代中国剑客到现代中国人的爱情世界，中国文化光彩夺目。这一年，从第一所孔子学院的建立到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成立，从“连宋”访问大陆到民间重温传统的思潮，中国文化似乎不再作为集体无意识的传统资源而浮出水面。但也有疑问指出，在“反传统”的惯性下、在全球化的浪潮中，中国文化还有多少可以成为大众共享的资源？
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•亨廷顿（Samuel P. Huntington）在其新书《我们是谁》中检视了美国的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，他提出了“WHO ARE WE？”的哲学式追问。在他的眼里，美国国家正面临着身份认同（identity）危机，而所谓身份认同（identity）的含义又是进行“他者－我”的区分。这位大力宣扬“文明冲突论”的著名保守主义学者甚至将国家特性、文化价值放置在国家的核心利益层次上。
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•安德森认为国家是“想象的共同体”。一个人之所以认同自己与他人同属一个国家和民族，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祖先、共同的生存方式和共同的记忆，如果这些基础被破坏，那么国家统一的前提就不存在了。约瑟夫•奈（Joseph Nye）则认为，从国家竞争的视野来看，基于文化、价值观的“软权力”(soft power)往往比“硬权力”(hard power)更有竞争力。“韩流”西进的现实似乎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。
亨廷顿对于“盎格鲁—新教文化”（ANGLO-PROTESTANTISM ）的坚持让我们看到了想象之外的另一个美国。在他眼里，“我们美国人”是指当年乘坐“五月花号”来到新大陆，试图建立“山颠上的世界”的清教徒的后裔，“他们”则是德裔、亚裔、犹太裔、黑人、拉丁裔等等。亨廷顿担忧的是“盎格鲁—新教文化”与其他移民文化之间的关系正在由中心/边缘变成相互平等的文化杂多关系。
亨廷顿的判断并非空穴来风。或许，在“9.11”之后，亨廷顿的判断无意中契合了一股强大的思潮，正在引发即将喷发的火山。思想上，美国共和主义在政治学界、历史学界和宪法学界全面复兴。政治上，选民用选票将共和党推上前台。宗教和普通大众的伦理意识相结合的保守主义获得了的复兴。
共同文化的丧失意味着共同体想象遭遇威胁。令亨廷顿担忧的是，现在的美国人正在丧失自己的灵魂，丧失自己的宗教信念和政治追求。事实上，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的身份认同（identity）也正面临严重危机。对于美国人而言，需要界定“他者”来确认“我们”；而今天的中国不仅仅需要界定“他者”，还需要界定“过去的我们”。
“中国是一切例外的例外”，中国曾经让黑格尔的逻辑方法失去方向。几百年过去了，转型期的中国不但仍然令“他者”迷惑，同样令“自己”不解。我们是谁？今天的中国人如何自我确认共同的身份认同？今天的“我们”可以共享的文化资源是什么？亨廷顿所代表的保守派的“他们”依旧把中国假想成美国的敌人来强化自身的文化认同——在美国保守派看来，那个真正具有挑战力的是“儒教文明”的中国。可是，在“我们”的世界，儒教文明似乎只剩下“孔子”和“汉字”这样一些干枯、简单化的符号。
在“他们”看来，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的工厂，苏醒的巨龙。2005年5月9日的美国《新闻周刊》以《未来是否属于中国》为题，用了21个版面进行密集报道，这一期的封面人物是章子怡。6月27日的美国《时代》以《中国的新革命》为总题进行了长达20个版面的专题报道。该文表示，中国和美国的未来已经息息相关。《泰晤士报》却以《肮脏的中国》为题对松花江污染事件进行了报道。
转型期的中国令人应接不暇，不但“他们”疑惑，“我们”自己也困惑。一半是海水，一半是火焰的焦灼感强烈刺激着每一个愿意思考人。中国经济的烈马，飞速狂奔。一方面体验到高速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快感与满足，另一方面被烈马甩下马背的焦虑在马鬃飞扬中持续增长。我们还是过去的那个“中国人”吗？
作为一个保守主义者的亨廷顿，担忧的是失去敌人的美国会重蹈罗马帝国的覆辙，因此需要确定“敌人”，为自己找到方向。对于中国而言，追问“我们是谁？”不仅涉及到转型时期的社会整合，弥合阶层分化带来的张力威胁，弥补碎片化的信仰危机，更涉及到如何运用“软权力”(soft power)为“和平崛起”增添润滑剂。
亨廷顿作了这样的区分：美国的商业精英和普通民众是游离的。前者属于自由派，他们是“空中飞人”，过着无根生活；相反，普通大众需要过有归属感的生活，属于天然的保守派。和亨廷顿笔下的美国何其相似，中国的精英阶层和大众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隔膜，有如水面的浮萍，不失美丽却无根基。学者们在“概念”中舞蹈，大众却在韩剧中沉醉。技术可以被复制，经济可能遵循某种模式，也可能随之带来社会的结构的改变，但是，宗教、文化的变化则是以千年计的。
转型时期的我们来不及追问自己的昨天，明天已经呼啸而来。看看这样的图景吧，“纳斯达克”一代正在弹奏知识经济的舞曲。但在遥远的乡村，农耕文明的印记仍然清晰的雕刻着黄土地。任何线性的简单化的推导都将成为笑柄。唯一不变的，也许依然是古老文明深入血脉的教化。这需要我们用更简单、更微妙的方式去体会，而不是引进概念的狂欢和舞蹈。这需要我们停下失去自省的脚步，用温情的目光打量我们的母亲。
不错，亨廷顿的预设和判断是令我们不安的。但事实上中国的文明被放在一个平等的层面上来对待。 我们只有保持一颗追问的心，才可以找到解释自己的方法。当我们重新认识、定义自己的身份与角色时、当我们重新认清自己的文化身份时，在社会转型年代，我们可以获得内心的安宁和前行的不竭动力。
《我们是谁》作者：塞缪尔•亨廷顿（Samuel P. Huntington）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5年1月
